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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观乡村丨行医42年背坏医疗箱13个 残疾村医何学明:村里还不能没有村医

▲坐诊期间的何明学▲坐诊期间的何明学

红星新闻记者 │ 杨雨奇

编辑丨胡敏娟 责编丨魏孔明

62岁的何明学在今年1月17日更换了自己的残疾证,他从过去的肢体3级残疾“上升”为2级残疾。因15岁时罹患小儿麻痹症,何明学的双腿因病致畸,至今身高也不足1.5米。但就是这样一位残疾老人,却成了四川巴中南江县双流镇百姓口中的“乡村药神”。

1月末,红星新闻记者在巴中南江县双流镇菩船村卫生室见到了何明学。残疾双腿让他的行动受阻不小,无法长时间站立,无法远距离行走,前往百米开外的地方,也需骑乘代步电动车才能到达。

拖着残疾双腿,何明学已在巴中菩船村行医41年,治疗病患九万多例。这位残疾村医背坏了13个医疗箱,拄坏了24根拐杖。直到去年年末,他才从村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。

1982年入行的何明学,同样是四川巴中地区乡村医疗事业41年发展变迁的见证者。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,何明学打开了自己的小药箱。他告诉记者:“过去药箱里只会放一个把脉枕和一些小药品,但如今消毒水、温度计、血压计等都成了接诊必备。我意识到,村医的工作要变了……”

“何医生最了解我的病,我最相信他”

何明学:至少现阶段,村里还不能没有村医

2024年年初,61岁的何明学从村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,但是他仍然保留了行医资格证。过去他坐诊的巴中南江双流镇菩船村卫生室里,已经没有了属于他的办公桌椅。住在村子里的乡亲们还是习惯性地找到他,或是到家里来问诊,或是打个电话让何村医到家里去看病。

“大概现在每隔两天就有患者来看病,或是打电话让我去家里,算起来现在一个月还是能看100多个病人。”何明学告诉红星新闻,留守乡村的老人们看一些慢性病或是头疼脑热的问题仍旧找到他,原因就是“大家信得过我。”

在何明学收藏的一份诊疗记录里,他清楚地记录着每位看诊的病人情况。关上诊疗档案,他也能说出不少人家住在哪里,得过什么病,对什么药过敏,平时需要注意些什么。“他们信得过我,或者说信得过村医,就是因为村医对村子里每个病人都了解得清清楚楚。”

▲何明学收藏起来的医疗日志▲何明学收藏起来的医疗日志

菩船村原村支书陈飞,就是何明学诊室里的“常客”。过去出现感冒发烧,或是血压升高的症状,陈飞总会找到何明学看病拿药,很快就能见效。

去年12月底,年过六旬的陈飞刚在县医院里做完髋关节手术,从县医院出院后回到家中休养的他,也时常找到何明学到家里来,或是开一点止疼药,或是做一些简单的康复治疗。“一来和村社区医院的年轻医生不熟,二来到镇上医院的路途太远,去一趟总是麻烦,所以不如到老何家里去看病。”陈飞告诉红星新闻,这是大部分菩船村百姓的求医心理,只要不是大病,总还是第一时间找到何明学,有时一个电话过去,何医生就自己背着药箱上门来。

对于陈飞而言,何明学不仅仅是医生,也是邻居和朋友:“几十年都找他,我有什么情况他最清楚,哪些药耐受哪些药过敏,平时什么不好的生活习惯他都知道,我要注意什么他也会事无巨细地叮嘱。”在陈飞心里,或许大医院的医生水平会更高,学历会更高,但因为不熟悉,所以大医院的医生不会像村医一样了解病人,而这也成为村民们喜欢找村医看病的原因之一。

当然,交通不便同样是村民外出看病的“拦路虎”。而何明学能背着药箱骑车上门看诊,则成了村民们优先选择找他治病的又一大关键因素。

和过去不同,如今找到何明学看病的,更多是村子里的老人。他告诉记者,由于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,留在村镇里的年轻人越发少了。因为没有年轻家属在身边,对老人而言,独自到镇上的医院看病也就变得更为困难。

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,从菩船村到双流镇卫生院的行车距离约有10公里,到南江县人民医院的行车距离约100公里,且菩船村并没有直达县医院的公交。因此,何明学上门看诊的“特色服务”也为他留住了这些老年病号:“出村看病路不好走,老人们不是迫不得已还是会找村医,他们一个电话我就上门,方便又省时。”

▲何明学骑电动车前往患者家里看病▲何明学骑电动车前往患者家里看病

村里80多岁的老人石玉香,就是习惯性找何村医看病的典型。因患有高血压、肺气肿、骨质增生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,石玉香需要经常寻医问药,但隔三差五出村看病不现实。因此每当药吃完,石玉香就会找何明学开药,“病时不时就突然发作,就是想到大医院看病也来不及,加上我们都相信何村医,所以每次都找他。”

“可以说,现在乡村医疗主要还是靠村医来支撑,村民们看病现在还离不开这个老行当。”南江县卫健局党组成员方健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分析指出,和大城市看病不同,乡村受到交通、习俗、人情等因素影响,村民们对村医的信任和医院里病人对医生的情感有着显著不同:“村医其实也是邻居,从人情上村民天然就信任村医,而村医也天然对村民更熟悉,加上如天气、交通、农忙等因素限制,这让村民们更愿意在罹患小病时找村医看病。”

据方健介绍,目前南江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448家,其中乡镇(社区)机构36家,而村卫生室有319家,占总数的70%以上:“我们会派驻一些大医院的医生进驻村卫生室给老百姓看病,但实际上大家还是更愿意找他们熟悉的、认识的、信得过的老村医看病。”

发展壮大乡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,同样是我国加速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。2023年2月,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意见》(下称《意见》)中就提出:发展壮大乡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,立足在岗乡村医生现状,打造一支专业化、规范化乡村医生队伍。同时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乡村医疗卫生人员、关心乡村医疗卫生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
而实际上,类似石玉香老人一样需要村医上门看病的群体还有很多。也正因如此,行医41年的何明学拄着拐杖骑着车,足迹走遍整个菩船村。即便不是去病人家里问诊,他也常四处做家庭随访,若是过去的贫困户来找他,他也不会收取诊费,有的药品也会自掏腰包送给对方。

“村医是村民的守护者,也是基层医疗系统中处于最低处、最基础的必要保障。”作为村医的何明学心里明白,“或许未来在乡村振兴的环境下,乡村医疗体系能够大踏步前进,但至少在现阶段,我们的乡村百姓还离不开村医作为健康支撑。”

村医数量以平均每年5万名的速度锐减

何明学:“带了三个徒弟,但都没人再做村医”

村里的百姓需要村医看病,但村医的缺乏却是一道现实难题。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公布的《2020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,到2020年底,全国共有村医74.7万人,50.9万个行政村,平均每个村不到2名村医。另据健康时报梳理近5年数据发现,村医数量正以平均每年近5万名的速度锐减。

没有人继承衣钵,几十年后菩船村或许再没有老村医,是何明学如今挂心的事情。而在谈及自己从医的初心时,何明学告诉红星新闻:“我就是不想村里没有村医,不想再让我母亲因为找不到医生看病而去世的悲剧一次次上演。”

那是1970年3月16日的深夜,何明学的母亲突发疾病,由于彼时村镇条件落后,他的家距离村镇社区医院较远,加之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村医,以至于何母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逝世。

“当时哪怕能及时输上液,我母亲也不会走得这么快……”这样的悲痛让何明学的心里埋下了从医的种子:长大后要学医,要在村子里做一名村医。于是,在初中毕业后,16岁的何明学自1978年开始,跟着当地赤脚医生们学医两年多,并通过努力考上了南江卫校。在两年学习期满后,何明学于1980年取得中专学历和乡村医生证。

毕业后,何明学本可留在城里工作,但他回到了菩船村践行做村医的诺言。于是,在1982年3月,何明学进入菩船村卫生室工作,用他的话来说:“放在过去,能在村里行医,哪怕是做赤脚医生,都是很光荣很吃香的事。”

▲何明学出诊时,因双腿残疾行走困难▲何明学出诊时,因双腿残疾行走困难

但行医40余载,何明学却担心起自己的衣钵无人继承。“我的孩子们都不愿再做村医了,他们知道这行不好干,又累又不挣钱。”何明学告诉红星新闻,他的孩子如今都在城里找到了工作,相比于村医的收入要高出不少来。

何明学也像过去的赤脚医生一样带徒弟。算起来,前后有3个年轻人跟着他学医好几年,其中最年轻的现在也只有30岁出头。可最终却没人继续干村医的行当:“有人是因为一直考不下村医执照所以没干成,有人是觉得村医不挣钱,所以到城里打工去了。”

何明学没有勉强,他不愿干涉后辈的人生选择。但他又不得不为村医的没落悬着一颗心:“要是一直没人干这行,村里的老人看病可怎么办啊?”

“想留的考不下证,能留的却不愿留”

县卫健局工作者:希望乡村医生的待遇和乡村教师一样好

乡村医生是最贴近农村居民的健康“守护人”,是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、保障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力量。但如何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成为村医,却是摆在方健面前的难题。

作为南江县卫健局党组成员,方健对村医留人难有着更为直观的体会。他向红星新闻分析指出,乡村之所以留不住村医,原因主要来源于两方面:其一是村医执业证书难以获得,其二是村医群体的待遇仍需进一步提高。

据方健介绍,要考取村医执业证书,必须取得大专及以上学历,同时还要具备临床经验。而如果是中医方向的村医,想开方看病就得是中医专业毕业,满足以上条件才能进村当村医。“实际上成为村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满足这些条件甚至能直接留在乡镇医院工作了,如果是大学本科毕业还能进县医院工作,谁还愿意回到村里做村医呢?”方健说。

除了村医“门槛”难入,支撑村医背后的经济保障也同样让年轻人对这个行业望而却步。在何明学看来,乡村本就留不住年轻人,加上村医收入上不来,这才让后辈们不愿从事村医职业。

何明学算过一笔账,退休前做村医时,他每月的收入来自患者平均2元的诊费、药品的提成,以及政府对村医的补贴。即便在岗时,作为老村医的他每年收入也不会超过5万元。有时若碰到熟人或家里困难的,还会免除诊费。而退休后,他领取的养老补助每年也只有3、4万元。

“我们的乡村医生和乡村教师相比,还存在一些待遇上的差距。除了村医纳入编制外,收入提不高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。”方健告诉红星新闻,按照规定,村医在60岁离岗后,可享受每年12元的补助。如工龄30年的村医,退休后除国家养老保险外,每月可得到360元的离岗生活补助。

而对于在岗的村医,按照国家政策每年补助金额为9500元,同时还享受一般诊疗费、政府为其购买保险等服务,算起来,即便县财政每年投入500万元左右用于村医补助,村医的经济情况总体仍较困难。

收入提不上去,家境本就贫寒的何明学,过去在做村医时就会同时耕地做农活养活全家。而即便眼下已经退休,他的妻子也仍待在城里务工补贴家用。

▲何明学出诊的药箱▲何明学出诊的药箱

而实际上,国家层面对村医的补助扶持措施早已在政策中体现。如上文所提《意见》中明确指出,要发展壮大乡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,在吸纳人才上,要逐步扩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规模,落实艰苦边远地区县乡医疗卫生机构公开招聘倾斜政策。

在留住人才上,《意见》明确,在乡镇卫生院连续工作满15年或累计工作满25年且仍在乡镇卫生院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,满足聘用条件可通过“定向评价、定向使用”聘用至相应岗位,不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。

“吸引且留住乡村医疗人才是难,但要实现乡村振兴,这是不得不去做的事情。”方健告诉红星新闻,近些年来南江县为弥补村医不足,村里百姓看病难的问题,卫健局等多部门已通过驻村医生派驻制度,将县、镇一级骨干工作者定期输送到乡村为百姓看病。同时也通过校园招聘、借助专项计划定向培等模式,吸纳了部分年轻村医加入。

“我们还在探索更多吸引村医的办法,但如何明学这样有经验、老百姓相信的老村医,或许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。”方健说。为提升村医质量,目前南江县推行村医到乡镇医院轮训机制,并已实现村医乡镇年轮训率100%。同时,南江县通过每两年的定期督导考核,对乡村医生进行专项整改,确保村医的业务能力提升。

乡村医疗振兴,从自费修建卫生室说起

何明学:从小药箱到卫生室,我看到了乡村医疗的振兴变化

1982年3月进入菩船村卫生室工作的何明学,同样是乡村医疗事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。何明学在1985年1月升任菩船村卫生室站长,他的工作重心也悄然发生变化,从过去给病人看病开药,拓展到负责辖区9个社和菩船社区的医疗诊治、疾病预防宣传、妇幼保健等工作。

这些年来的从医生涯,也同样让何明学收获了不少感动。他仍记得在1985年12月13日晚为菩船村二社村民汤小英接生的难忘经历。

据何明学回忆,那时产妇汤小英难产。在产妇晕血、婴儿窒息的紧急局面下,何明学深夜骑着车赶到对方家中,先后为产妇做人工呼吸、胸腔按压,打针、输液,边救治边喊道:“汤小英,为了娃儿,坚持住!”经过4个多小时的抢救,最终何明学成功让这对母子脱险。听到七斤多重新生婴儿的哭声,何明学紧张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。而如今,这个被何明学接生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,每每见到他,总会礼貌地招呼一句:“何医生好啊,要不是你,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。”

事后想来,对于何明学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冒险。但看着眼下村镇以及县一级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,何明学感到欣慰:“现在的医疗水平,类似汤小英这样的难产救治概率要提高很多了,去大医院几乎都能实现母子平安。”

作为乡村医疗发展的亲历者,何明学的记忆里,在菩船村的医疗改革历程中,1995年是一个分水岭。

据其回忆,1995年南江县搞初级卫生保健建设,由于那时村上没有多余的办公用房,何明学便主动把自己的住房挪出三间用来办公:一间诊断室,一间药房,一间治疗室,在当时的卫生医疗基础设施相对缺乏的情况下,何明学自掏腰包补齐相关的基础设施设备,让这个从无到有的卫生室达到了初级卫生保健标准。他个人也因此被评为省级先进个人称号。

后来,何明学每次出诊背在腰间的小药箱也悄然发生了变化,从过去箱子里只放药品和把脉枕,到后来多了温度计、消毒水、听诊器等产品,这些变化在无形中也让何明学的看诊变得愈发轻松和更加精准。

乡村医疗的变革远不止于此。方健告诉红星新闻,为发展乡村医疗事业,南江县在近2年里已先后建成长赤、正直2个镇的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,同时建成省级基层临床特色科室2个,启动开展“全国中医药示范县”和省级“中医药强县”建设,36个乡镇(社区)中医馆实现全覆盖,为乡村百姓到县城看病提供了便利和高质量的看诊服务。

▲南江县卫健局▲南江县卫健局

而对于出村看病不便的患者,在无法短时间培养“老村医”的现实问题下,南江县卫健局前后组织了3家县级医院与36家乡镇、社区医疗卫生机构推行结队帮扶,每年派出中高级职称专家30余名,下沉到村里为村民看病。

“我们不仅仅是要求这些专家下去给村民看病,还要求他们必须在村里,在每个帮扶医院里示范诊治一批病人、带出一批徒弟、打造一个科室、完善一批制度、捐助一份心意。”方健解释,这样做就是为了把城里治病救人的办法、体系都挪到村里去,除了增加设备支撑,还得要有人才培养,还得要有制度形成,这样才能让整个村一级的医疗体系全面进步。

“这些年里乡村医疗无论是接诊水平还是仪器设备,确实比起我刚做村医是不知道进步了多少。”何明学说,过去药箱里新增的听诊器、血压计,如今早已变成了村医看病的“老三样”,而那些更新的设备,他希望能有年轻人把技术带回来,能让每个村卫生室的年轻人都会用,都用得上。

-The End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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